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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作者驳文革期间周恩来软骨头说休闲养生

时间:2020-07-28  来源:如何养生

蹲档案室

接下来的三年中,41岁的廖心文几乎每天都泡在档案室中。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收藏的领导人档案,由中央档案馆复印给他们,包括领导人的文稿、手稿、讲话记录稿、电报、书信等,按照不同的领导人,分别归类。

不过,中央档案馆也有许多材料没有给他们复印件,尤其是许多会议记录。

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次为写《刘少奇传》,工作人员去中央档案馆看会议记录,档案馆只提供刘少奇本人在会上的发言,不让看整个记录。金冲及只好自己去,因他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档案馆才同意让他看,但只能在档案馆阅读、摘抄,不可外带或复印。因此,金冲及在西山脚下的中央档案馆住下摘抄。这些记录非常详细,包括每个人的发言,甚至临时插话、表情。

即便如此,文献研究室的资料,已经浩如烟海。这里的档案也属于机密档案,不可带出档案室,也不可复印,因此需一边查看,一边摘抄。

在廖心文的办公室里,《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见到了这样的小卡片。这是市面上很常见的书摘卡,有时正反两面都抄满。廖心文通常用黑笔抄下某一段材料,某些句子特意用红笔标注出。

退休前任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的廖心文,是金冲及手把手带出来的,一直牢记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

一到下午5点,档案室关门,廖心文通常在晚饭后回到办公室,研究白天抄好的卡片。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三四年。

1993年初,高文谦赴美国探亲,再也哪家医院治疗青少年癫痫病好未归,并且带走了他写的周传文革部分的初稿。

当时,周组除承担周传编写工作外,还编撰《周恩来年谱》,廖心文和熊华源都同时参加这两个项目。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成员、当年38岁的安建设,原本负责《周恩来年谱》的文革部分,高文谦离开后,由他接替来写周传文革部分。

他们并不仅仅看周的档案,毛泽东的档案也是必须看的。安建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周恩来的工作批示非常细致,以文革期间而言,周恩来的档案数量至少比毛泽东的多10倍。

几年下来,为了写周传和年谱,廖心文积累了万余张卡片。安建设粗粗估计,自己看了周恩来的档案数万件,整理了两三千张卡片,而后来写作中用上的,不到三分之一。

金冲及同样是用80%的时间看档案,20%的时间写作。由于过去的工作条件,他没有做卡片的习惯,但看过的一般能记住,要用时立刻能想起来。

对他来说,看档案的过程,就是思考和回答脑海中的问题的过程。“有时,最初有一个想法,越看档案越充实和深化。也有时,看到后来就推翻了最初的想法。大体上看完了,怎么写心里也就有数了。”

“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有缺失”

除看书面材料外,他们还要走访当事人,核实材料。关键人物不在了,就走访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当事人,这类材料被称为口述史。这项工作,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走访过的总有几百人。

每次采访,经文献研究室批准后,先跟采访对象联络。对方有时提出,要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在研究室与对方通气后,武汉治癫痫病到哪家医院好采访就可以进行了。

一般由研究室一位比较资深的领导人带着年轻人去,让年轻人做笔记、录音及事后整理。“我那会儿常带高文谦去访谈,要他作记录和整理。”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走访王力大约有七八次。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提出:路线只有左和右,没有什么反动路线。毛泽东做了解释,但依然采用了这种提法。

毛、周二人单独谈话很多,都没有记录,他们也不跟别人谈。所以,这一细节成了目前所能找到的文革期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的唯一证据。

廖心文和安建设都曾去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家中拜访过。文革时,谷牧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谷老每天都写日记,而且用毛笔,竖着写。”安建设说。

谷牧的日记为他们提供了不少线索。1967年的“二月逆流”之后,一批老革命家“靠边站”了。谷牧的日记记载着,1971年的五一节,周恩来积极安排老干部们都上天安门亮相,以促进他们的“解放”。

采访有时会持续数日,或者数次。对乔冠华、吴法宪、王力等人的访谈都在六七次以上。所有采访记录会整理出来,返回给采访对象,经确认无误后,归档保存。这些档案只供写作组的人使用。因当时周传和年谱同时进行,这些资料可以在两个组里共享。

即使工作如此细致,金冲及仍然觉得有遗憾:“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找不到。你问我写作中什么最为难,并不是对写周恩来的缺点失误最为难,而是有些重要问题找不到材料很为难。”

《周恩来传太原靠谱癫痫病医院,这家效果好》上册是胡耀邦生前看的最后一本书。他曾说,对周恩来的军事才能,说得不够。

金冲及举例解释说,在西柏坡时,每次来自前线的作战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他汇总后并在地图上标好,单独向毛泽东报告。最后在档案里呈现的,重大问题只有毛起草的指示。“难道周去找毛的时候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吗?指示中没有包括他的意见吗?肯定有,两个人也肯定讨论。但是这个过程没有别人在场。没有资料记载作依据,我明知对周的作用反映不够,也只能不多说了。”

而在文革期间,资料更是存在不少断点。“在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常写,这段时间,找毛泽东谈话。只有他们两个,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也就无法写了。”

材料的鉴别

对这些材料的鉴别,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周恩来的工作日志和工作台历。

工作日志是计划,写着接下来几天要做什么,完成了就打钩。工作台历是一本日历,“很像古代的起居录,很详细”。

工作台历一开始由周恩来自己写。他会在每一页上写上,这天的几点几分,干了些什么工作,一天不漏。后来,他工作繁忙,就由秘书来写。

根据材料鉴别的规范,史料价值最大的,当属周恩来的手稿。

第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正式文件、会议记录等。

但会议记录有时也需要鉴别。文革初期,周总理多次会见红卫兵,有的时候谈话临时进行,中央来不及派出记录员,只能后期收集红卫兵自己印发的记录稿。

如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发生车祸,骗斗昆明三甲医院癫痫病王光美。周总理在与七机部造反派的两派代表座谈时,批评了这一做法:“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揪到清华批斗,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

文献研究室的档案中没有收录这一谈话,但安建设在七机部红卫兵1月7日到8日的记录稿里找到了。他核对了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证实确有这次接见,因此采用了这一记录。

第三,是报刊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

第四,才是当事人的回忆,包括回忆录、访谈等。

在访谈中,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曾提供了一个档案里没有的情节。后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是周晚年身边几乎片刻不离的工作人员。他保存着一个工作记录本,上面简要记录着每天发生的事情。他将记录本的原件给了文献研究室。后来,上交了中央档案馆。

高振普说,周恩来病危时,给毛泽东写过一封推荐邓小平接任总理职务的信。当时,他就站在周恩来身边,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安建设听高振普说完,直觉他不可能是瞎编的。毫无疑问,这一材料非常重大。但是,档案里遍寻不着。同时,高振普对信的具体内容和书写时间都不太记得,旁证的找寻工作也很困难。

“毛主席收到信了没有?有什么态度?有没有批示或者回信?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写到书中,读者也会产生一样的疑问。”因此,这一情节最终未被采用。

后来,此事被高振普写入了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被高文谦收入了他所著的《晚年周恩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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